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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们换一种方法来根据评估，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所以我第一个汇报的是说，通过实证研究，在中亚货币稳定性上，人民币存在隐性锚的一个潜质。三是从合作模式上看，次区域理论下的“2+X”货币合作模式是中国与中亚国家货币合作的最佳突破口。周边沿着丝绸之路众小货币，我们怎么样开展本币的跨境结算呢？就是2+X模式。2就是我们选择与人民币搭配的主要货币，并可以复制到周边其他国家，这就是2+X。我们进展的怎么样呢？我们跟哈方合作，今年7月份也是要落地的，就是实现人民币对坚戈，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相统一，形成脱离美元直接发现自己价格的汇率机制。我们形成一个跨境平台，这个机制相对原来我们银行间地域交易的一个升级版，通过这个升级版怎么办呢？促进这些国家，当它们没有美元国际支付能力的时候，它们可以依靠主权货币做贸易投资，这就解决了国际储备货币流动性紧缺的困难。

从理论上说，消费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消费对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重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在一些非常重要的阶段上，正是居民的消费增长打开了供给侧投资的空间，技术进步与效率提高的空间。如食品消费导致发轫于农村的改革开放以及随之所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家电进入中国家庭，带来投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些长期增长因素显然可以很好地解释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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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中资产负债的发展是在经济结构扭曲和制造业投资下降的情况下展开的，房地产业通过泡沫化成为支柱产业继续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在房地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以土地财政为基础、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为杠杆，尤其以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影子银行，为逃避金融监管，继续提升杠杆率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力量。这些投资项目的实施已经在金融领域积聚起巨大的金融风险。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中国金融风险的积累反映了很多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性问题：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软预算约束，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发展，国家隐性担保下的刚性兑付，这些因素导致债权融资市场价格信号混乱，投机部门对价格信号的不敏感。这时，单纯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无法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直接融资方式在中国没有被健康发展起来，特别是各类股权融资，体制和机制发育滞后，短期操纵性题材多，长期投资性题材少，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服务严重不足。更为严重的是，在虚拟经济高度发展，回报率居高不下时，在一定时期内，泡沫可以继续自行发展和实现，虚拟经济吸纳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甚至将经济中的原本可以用于实体投资资金也转移到虚拟经济获取投机利润，导致实体经济融资困难。这时，金融风险问题已经积累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否则将会引发严重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责任编辑：李昂崔建华从新经济引领未来和乡村振兴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他认为，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写入“新经济”一词，这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在经济上的重要内涵，是引领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他指出，中国式的新经济必须有两大支撑，一是经济理论的不断创新，主要聚焦于经济理论的基本范畴、基本命题与与体系架构；二是经济理念的创新与落实，具体指向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层面，例如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某些领域发挥的并不充分等。

面对这些接踵而至的新问题与挑战，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许多改革措施从供给侧着手，为此后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在需求侧打开了居民消费增长的新空间。供给与需求的有机配合使得中国经济在2001年后迎来了长达7年之久的高速增长。这些改革包含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税制改革；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改革；1998年的城市住房体制改革；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清理和股份制改革以及最重要的中国坚定不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些改革的完成，使得中国经济再一次充分发挥了制度红利，国企改革催生了民营企业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城市住房产权制度改革与交易为居民消费升级打开了新通道；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呆账坏账的清理，为后面金融的轻装上阵以及金融扩张做好了准备，最重要的是加入WTO之后，我们迎来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和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2001-2008年经济增长的推动是汽车和住房的需求增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重化工投资的增长，外贸出口的增长。从供给侧看，是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土地红利、赶超红利和结构红利等诸多红利的又一次充分释放。